赖声川：有他的地方就有剧场

　　赖声川

　　■本刊记者／余楠

　　这一年，赖声川忙得不可开交。继推出新作《如影随形》和“表演工作坊深耕内地十年作品”巡演之后，《暗恋·桃花源》在端午节走进了北大百年礼堂。演出结束后，赖声川又开始了台北新作《宝岛一村》的紧张排练。9月，赖声川为央视电视文化中心执导的开幕大戏开始全国巡演。年底，新作《水中之书》在香港首演。“在过去二十年多里，是赖声川在遍洒戏剧火种，有他的地方就有剧场。”喜欢赖声川的戏迷在网络上留下了这样的话。

　　2008年3月底，上海大剧院的观众在前仰后合的笑声里，观看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暗恋.桃花源》：操着上海方言的江滨柳和云之凡，穿着现代的装束，在公园的秋千架下，像两个年轻的都市恋人一样因为对方迟到而相互争吵。这是赖声川带领观众一起体验集体即兴创作，台上的几位演员是仍然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这是内地的观众第一次亲密接触赖声川和表演工作坊核心创作模式：集体即兴创作。

　　这种工作方式的秘诀所在：从演员的观点，他们不是被要求进入一个角色，反而是利用自己来创造角色。从设计师和技术人员的观点，所有的观念必然的从过程本身来。

　　台湾剧评人陶庆梅评价道，在当年沉寂的台湾剧坛中，“赖声川选择的集体即兴创作，就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也不只是艺术手段，更在于它是一种凝聚人的力量，更在于它是一种思想理念。”

　　尽管赖声川是公认的将汉语言的魅力发挥到空前高度的戏曲大师，但他却是地道的美国人。他出生在华盛顿，父亲赖家球是外交官。12岁那年，因为父亲工作调任，赖声川举家返回台湾。赖声川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在重要的成长年龄留在了台湾，因而对台湾有深厚的感情。

　　赖声川后来在他的《暗恋.桃花源》、《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千僖夜，我们说相声》等众多作品里都流露出了台湾外省人对身份认同的诉求。

　　在忠孝东路四段，曾经有一个名叫“艾迪亚”的咖啡馆。赖声川和台湾辅大的朋友合伙而开，赖声川在这里表演蓝调口琴，蔡琴和罗大佑都是他的乐迷。“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艾迪亚五年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在那里认识了乃竺”。赖声川在这里，结识了终生伴侣丁乃竺。表演工作坊成立之后，在美国学习教育行政管理的丁乃竺负责了全部的经营事务，“她就是替我把钱的问题挡在外面的人”。

　　袁鸿，现在的身份是赖声川制作人，他和赖声川从十年前就致力于将表演工作坊落户北京。因为对剧场的理解和对改造内地剧坛生态的共同认识，赖声川和袁鸿将北京表演工作坊经营得风生水起。

　　“赖声川是那种少数自己会创造新市场的人，你没有办法预估他会怎么做，更不可能想象他会做什么。”赖声川的好友彭国华担任了赖声川所有相声系列有声出版品的发行人，正如彭国华所言，赖声川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口碑和市场上获得了双赢。除了来自观众的认可，业内也对这位创作如日中天的导演充满好感。剧评人陶庆梅一直觉得台湾剧场被拘束和压抑感捆绑，“难得看到演员用自己经历所发出的情感来演出。”

　　2002年，在香港排演《如梦之梦》之际，赖声川现场观看了彼得·布鲁克的作品《情人的衣服》。那个戏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布置：三个演员，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副衣架。大师邂逅的结果是惺惺相惜。散场之后，赖声川按照通常的习惯，在心情激动的时候把内心的感受记录在案头。也正是这段文字，揭示了所有赖声川作品常盛不衰的真正秘密：

　　那一天，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没错，虽是小品，但却是大师的作品，因为他有办法把观众包容进去，然后再让观众连接到一种更大的力量。这样的演出是一种连接和转化的神圣活动。透过演出，所有人都被连接到一起，连接到全人类，而因为这连接，我们变得更大一点。

　　朱德庸

　　■特约记者/ 柔南

　　朱德庸是第一批进入大陆的台湾漫画家。从1980末年代开始，他的《涩女郎》、《双响炮》系列就和蔡志忠、几米的漫画一起席卷大陆市场。朱德庸接受采访时说：我画的从来不只是台湾女人，我画的是女人的天性。

　　1980年代的台湾，已经是独立而自我的涩女郎的天下，她们昂扬地在大都会里横冲直撞，碰得头破血流。十多年后，根据《涩女郎》改编的电视剧《粉红女郎》风靡大陆，是因为涩女郎群也日趋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之中，女人们一半是结婚狂，一半是自以为的万人迷。

　　《人人都有病》是朱德庸的最新作品之一，而北京、上海和台北一样，成为一个充满着都市病人的迷离都会。而朱德庸应该就是那个躲在都市背后的“刻薄”窥探者。

　　刻薄的人未必有刻薄的长相。采访时见到的朱德庸和他的太太就是典型的台湾男女的样子，温婉、可人、表达方式文艺。他们是热恋一周后闪婚的，结婚后的时光宁静而日常，或者爬山、散步，或者呆在家里看碟，一直认为台北是一座特别的大都市。

　　朱德庸从小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不爱和人说话，就一直在和虫玩。他觉得和虫在一起，不用交流，很安全。到了一定年龄，虫没法满足他的观察欲望了，他开始观察人，常常走在巷子里，看见一个公务员的样子男人，就想上前去打他一巴掌，看他会如何。

　　“我有我的偷窥理论。我的偷窥分两种，一种近距离，一种远距离，你能用望远镜一直偷窥，一个女人在等人，看她等人的15分钟，看每个经过的人，她脸上的表情，丑八怪经过她的表情，美女经过她的表情，和她穿类似衣服的人经过她的表情，好比到动物园看动物。

　　还有种近距离，擦身而过，很短的距离，你能感觉到她的事情，包括她的衣服，发型，表情，香水，你都能想象，她是否有故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是我题材的来源。我也看很多电影、小说、杂志，但是没有比我实际接触到人来得真实，给我大震撼。”

　　朱德庸的四格漫画就是呈现被窥探的人性，丑陋的那部分人性，仿佛是一个顽皮小孩看到光鲜舞台幕后的生活。就像他画婚姻，会指出婚姻的不幸福，因为他觉得婚姻那种甜蜜被过分地夸张了。如果画爱情，就一定画爱情的不确定，以及爱情的多变。画男人，一定画男人的不可靠，充满着欲望。画女人就是现实、拜金。他觉得这些都存在于人性里面，把它画出来了，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行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不需要粉饰太平。”

　　朱德庸认为这是一个人人想跳楼的年代。“我常常说CEO最大的特质，就是站在一幢大楼前面，忽然跳下去。CEO代表了着成功人士，他们从小就开始违背自己的意志生活——每一步，都是按照主流既定的标准在走——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说你知道但是你妥协了。你走到了别人眼中的成功，但是未必是你的心愿。当某一个年龄，半夜突然惊醒过来，想我前半生在做什么事情，想着就流了一身冷汗，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跳楼了。”

　　而朱德庸却是与CEO相背的一种人，他过着自己的随性人生，但是过得也并不轻松，青春期自闭，中年危机也没有躲过。他和大多数的男人一样，把工作放到了第一位，他走上了“CEO”的道路。“那就是违背了我的本性，我的本性不是CEO的料。我觉得人不管选择哪条路，就要承担那条路带给你所有负面的问题。走你这条路，看到都是你这条路的问题。”

　　常年，朱德庸在他温柔太太的呵护下活得像小孩子一样任性。可是社会还是要让他明白：他是大人，是男人就应该勇猛得象老虎。“其实我顺着自己小孩的本性最快乐，这种快乐是我身为一个老鼠的快乐，身为一个狗的快乐。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办法抛弃文明的包袱，回到原始的状态，他就永远离不开文明病。”